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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告诉中国必须要改变你们的体制，中国则说这个体制这么好，对我们这么有利，为何需要改变我们的体制？随后，美国会说如果你不改变，那你就是在伤害我们的企业，因为我们是在用不同的规则进行竞争，这是问题的核心所在。

  我不认为美国有任何的实力，或是权力去告诉中国，一定要按照美国的要求做改变。但是由于我们的体制如此不同，你们所做的事情在伤害我们的企业，如果你不改变，那我们要采取一定的措施，保护我们的企业和行业不受影响。这就是谈判的本质所在。毫无疑问，这也是非常艰巨的挑战。

  我跟美中两国的谈判人员进行交流的时候，可以感觉到这些贸易谈判人员他们其实关系非常好，他们也理解问题所在。但是核心的难点在于他们如何能找到一个让两国领导人都可接受的解决方案。

  李稻葵：很谢谢Timothy Stratford先生，双方的领导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他们都说“对方是我的好朋友”。过去一年之内，他们见了至少两次，打过的电话更数不清了。而且双方都说要有协议，您刚刚说的这些事，中国的文件都讲了，我们也强调要改革。可为什么双方依然谈不成呢？

  夏尊恩：根据我对双方谈判团队的了解，他们所谈的都是他们有共识的问题，把难点放在后面不谈，他们已就90%的问题达成了协议，剩下的10%，就是最艰难的问题。这10%的问题是一个真实的挑战，双方难以找到解决方案。

  第二，双方政府都不理解对方真实的意愿和想法是什么，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当贸易谈判进行的同时，我们两国的政府同时也在别的领域进行相互的谈判或者是批评。为什么美国要针对华为采取这么多的行动，当然有好几种不同的原因和理由，一个原因可能就与贸易问题相关。因为在过去华为从中国政府那里获得了很多的补贴和支持，而且华为过去做了一些并不是完全遵守别国法律的事情，所以美国出于执法、产业政策、国家安全的考虑采取了行动。

  如果华为能够控制很多国家的重要信息技术设施，他们就可能攫取别的方面的权力。如果中国国家安全部让他们做一些事情，华为就可能做出对别的国家有威胁的事情。

  所有这些都是同时发生的，因此也带来了很多的混淆和混乱，而且美国也没有将这些事情解释得很清楚。坦率来讲，让我感到最混乱的当然是特朗普本人。特朗普总统曾经说过，华为给美国带来国家安全风险，也许我们能通过贸易谈判来解决这一个问题，这显然是不符合逻辑的。我与美国负责安全的官员沟通过，他们也担忧华为会威胁美国的安全。但如果真的是国家安全的风险，又怎会是通过贸易谈判来解决呢？是不是说只要你买了更多的大豆，就不需要过多的担心国家安全风险了呢？这个是完全说不通的。

  所以，双方政府都有一点儿担心——即使彼此在贸易领域达成协议，但如若在国家安全、执法，或者是人权方面发生其他冲突，两国就又将开始争斗起来，贸易协议有可能也会受一定的影响。由于这种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美国和中国的企业都觉得目前的商业环境是非常不可预测的，因此他们都觉得有必要去寻找替代性的投资决策，或者替代性的采购渠道。

  李稻葵：您已经退休了，作为美国公民，对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各有什么建议呢？

  夏尊恩：我的建议对两国政府是一样的，他们要去清晰地解释他们对经济议题的政策是什么，如何遵守彼此的法律，如何去支持大学之间的学术交流，这是他们要解释清楚的。而且我们有了这个目的之后，具体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需要一致性来遵守这些规则。

  同时也要区分彼此的不同点。我们在教育方面的不同客观存在，不能通过贸易来解决教育的问题，一码是一码，应该要分清楚，否则什么成就和进步都取得不了。所以双方政府在解释目标方面应该做得更好，还可以做一些建立信任的事情。我自己也是一个律师，我知道美国的贸易谈判模式有一个长达五页的清单，列出了他们都以为中国政府在经济问题做出却没有兑现的一些承诺。谈判人员希望解决这样一些问题，避免再出现不被遵守的承诺。

  夏尊恩：特别高兴两国元首同意在日本进行会面。如果他们不进行会面，我们都会非常泄气，但是坦率来讲，他们不可能开一个会，就把那10%的分歧解决了。最佳的情况是他们在开完会之后表示，我们是好朋友，我们的贸易谈判团队将再次进行进一步的谈判。

  但坦率来讲这非常难，这样的好结果并不容易达到。哪怕这个贸易协议，双方都愿意接受，能够达成一致，但这个协议的执行也是很难的；即便我们也可以执行这个协议，双方政府也会做一点涉及到国家安全和其他领域的问题，导致另一方不高兴，所以我们两国政府有可能达成一个良好的贸易协议，并试图以一个与贸易无关的形式来呈现。